作为从小生长在北京的记者,曾在前门外鲜鱼口内的草厂头条广东会馆度过了童年时的美好时光。而近日,记者抽空儿去了一趟这条曾经伴随我长大的胡同,如今那里已经是面目全非了。狭窄的胡同里破败不堪,像模像样的老门老户门面已所剩无几。尤其是我居住过的广东会馆更是惨不忍睹……与此同时,当年断断续续的回忆也伴随在脑海中一幕幕地显现起来。
北京的护城河(资料图片)
记忆深刻的是当年家里只有一辆自行车是父亲上下班的交通工具,其他人出行全靠两腿步行,要想出个所谓的远门就得走到公交站。当时感觉从家里走到车站真是好远。草厂头条位于西起鲜鱼口进口,东至木厂胡同出口,这条东西走向数公里路的靠西大约三分之一的位置。
北京的城墙(资料图片)
那时有一北一西的两条前往车站的路,稍近些的是从草厂头条出北口进斜对面的深沟胡同一直向北,先从护城河的桥上穿过,接着过铁道就来到城墙脚下,那时这里有一座门洞通向城外,但不定时开放的小门好像归铁路部门管。如果赶上门开着,出去后就是正义路,这里沿城墙下的马路就是如今前三门的位置。刚好有6路无轨电车从这里通过有一个正义路的车站。但是,如果赶上运气不好城墙下的小门没开,就只能再折返回来向西奔前门外大街了。
正阳门火车站(摄影:冯赣勇)
那时候护城河与城墙之间的铁道还没拆,但已经不再运营。而其终点就是前门城楼东侧的正阳门火车站。记得那时在此拍摄由张平主演的电影《停战以后》,我还和同学相约到当时火车站的外景地去看拍摄。记忆很深的就是摄影机在站台上推进拍摄,观影时才看到原来火车行进的动感效果,在银幕上就是这样体现的。
《停战以后》剧照(资料图片)
而另一条从草场头条北口出来向西到常坐的5路车大栅栏站的这条路,那时感觉很远。记得要先后经过青云胡同、长巷四条到头条等众多胡同,然后经过大众剧场、联友照相馆、清华园浴池、天兴居炒肝店、便宜坊烤鸭店、黑猴商店等,最后从鲜鱼口走出来正对着大栅栏,也就是到了前门外大街。
鲜鱼口街景(资料图片)
如今看着一些老北京的图片,这些深刻的记忆一下回想起来。但是不知是何原因,如今旧地重游,怎么感觉这些路突然短了许多,远没有童年时用两条腿一步步奔走的辛苦。现在这里改建后的景象和当年的记忆出现了强烈的反差。
兴隆街一小旧址(摄影:冯赣勇)
经过长巷三条向东来到离草厂头条北口近在咫尺的北京兴隆街第一小学,当年在此六载的小学生涯令人终生难忘……站在学校门口望着里面的那座灰色建筑好像也小了许多……
草厂头条路牌(摄影:冯赣勇)
终于来到草厂头条了,进了窄窄的胡同,眼前的景象已经同当年的印象差的太多了。听母亲讲,我刚出生后不久就搬到草厂头条20号(后来重新规划门牌改为7号)的广东会馆。大约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初期前都是在这里度过的。童年的事情有的记忆深刻,有的则已经淡忘了。但是我所经历过的广东会馆比较像样的时代如今却记忆犹新。
麻城会馆旧址(摄影:冯赣勇)
那时草厂头条有三个会馆,从北口算起,首先是路西我居住的20号广东会馆,接着是广东会馆马号斜对面的5号兴国会馆,然后走到南头往东拐,便是头条南口路北的10号院的麻城会馆。虽然都是会馆,但是前者要比后两个大上几倍。
现在的草厂头条(摄影:冯赣勇)
我记得,当时广东会馆里面院套院,里面大小共有十来个院子,总共住了30多户人家,这些人家主要是按大户姓氏计算的,并不包括每户人家的子女们。那时院里广东人占90%以上,而非广东的外地人却不到10%。再有好几户人家都在铁路系统工作。小时候在一起玩大的广东籍小伙伴的名字,我至今还能叫上几个,像亨仔、阿闷仔、阿满、阿来等等。
原广东会馆旧址(摄影:冯赣勇)
广东会馆里的院子很讲究,基本都是独立成院。我记得像前出廊后出厦带有厢房的院子有六座左右,其余是一般不太规则的院子。也许因为广东会馆是东西走向的原因,所以会馆里院子的正房朝向基本都是座西朝东,而厢房也大都为南北向。
现在的草厂头条7号(摄影:冯赣勇)
近日,听童年时一起玩大的伙伴贾绪禄说,广东会馆以前原是个四品官员的官邸。大门口原来的两块圆形的上马石就是佐证。据说清代官员家的上马石的形状是按官的品位而定的。上马石有圆型和方型之说,不按官的品位立错了是要问罪的。
草厂头条老户民居(摄影:冯赣勇)
广东会馆有两个大门,一个为正门,另一个是马号。我记得当时正门外中间有一块“广东会馆”的大匾,门里面则有 “榜眼”和“探花”两块小匾。正门离马号同向只隔三间房的距离。
草厂二条民居(摄影:冯赣勇)
本来两个门都可以走,但后来在马号门道中央按了一个秽水池子,一到夏天臭味儿熏人,冬天流淌在池边的污水冻成了冰,很容易滑倒人,所以就很少有人从这门走了。虽然叫马号,但我经历的年代,却没看过在此门拴过一匹马。直到后来因房子紧张,把马号也改为了居民住房。
草厂头条与二条交汇点(摄影:冯赣勇)
现在想来,院子里当时有两户人家可能有些“地位”。一个是会馆内最南边的罗姓院落;另一个则为靠最北面的麦姓院落。听母亲说,罗姓院里的主人,年长的叫罗复堪(音译),年少的叫罗婴公(音译),当时都是北京很有名气的书法家。
草厂二条(摄影:冯赣勇)
罗复堪和著名京剧大师程砚秋等人交往甚密。1955年罗先生逝世时,当时,京剧大师梅兰芳、程砚秋以及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济深先生都前往广东会馆吊唁。至今我还依稀记得当时在罗家的院子里,好几个和尚围在一个大长桌子做了好几天的法事,很是隆重。
老门老户门面(摄影:冯赣勇)
北面院子里的麦家有哥儿三个,分别是麦四、麦五、麦六。麦四曾经在日本留学,后来娶了一个日本太太回了国,在广东会馆时夫妻俩人很是恩爱。他们有好几个孩子,后来日本太太不幸病逝,之后,麦四也携带家眷离开了北京的广东会馆回了广东老家。
草厂二条(摄影:冯赣勇)
再有距大门口最近的一个院子里的正房住着一户广东籍黄姓大家庭。比我略长几岁的伙伴叫黄玉。他妈妈当时在西交民巷的电影发行公司工作。那时,每个星期他母亲都带他们去那里看电影,当时真是让我羡慕极了。后来他们全家搬到了东郊水碓子,来往就少多了。
现长巷三条北口(摄影:冯赣勇)
童年的很多事情至今想来很是有趣。记得当时每到周末,只要从仅有一条胡同之隔的长巷四条小学里传来广东音乐《步步高》和《彩云追月》的动人旋律,就预示着又要放露天电影了。于是,当晚孩子们在大人的引领下,拿着小板凳,举家去小学校的操场上看电影。记得当时每张票才二分钱。像《海魂》、《宋景诗》、《董存瑞》、《地下尖兵》、《平原游击队》、《红孩子》等都是长巷四条小学曾经放过的影片。
草厂胡同景观(摄影:冯赣勇)
广东会馆的尽后院是公共厕所,记得每逢“五一”、“国庆”放焰火时,我都会和会馆里的孩子们偷偷爬上厕所的房顶去看礼花。随着晴天霹雳的一声声震响,仰头就会看见空中绽放的绚丽多彩的礼花。有时北风一起,很多礼花崩出来的一束束白色的降落伞,在夜空中忽忽悠悠地纷纷飘落在周边的房顶上。由于厕所紧邻青云巷胡同,小伙伴们难免会误登上人家的房顶,于是,一旦被人发现,便遭到青云巷那院人家的申斥。
现在的兴隆街(摄影:冯赣勇)
在广东会馆居住的近二十年间,我目睹了它的变化,从相对规整的众多院落逐渐变成了一个乱七八糟的大杂院,每个院子里都见缝插针地盖满了小厨房,其中的住户也换了一拨儿又一拨儿。而真正广东籍的人也越来越少。一些在铁路工作家属的儿时小伙伴,也随父母工作的调动,离开了北京前往天津、兰州、保定等地。
现在的前门大街(摄影:冯赣勇)
1970年我搬家离开这里时,广东会馆已经是面目全非了。说来也是巧合,七十年代初我从当时属于崇文区的草场头条搬到东城区北京站斜对面的鲜鱼巷,而鲜鱼巷与鲜鱼口只一字之差,特别是若干年后,崇文区又被合并于东城区,而我也在此又整整度过了20多年的美好时光。
前门东路夕阳(摄影:冯赣勇)
搬家后听说1989年时,草厂头条广东会馆又进行了大改造,把原来的广东会馆彻底拆除,改建了几座比简易楼稍强一些的楼房。我曾经去过一次,老邻居已经不多了。听老街坊说,一住楼房大家彼此交流的机会又少了许多。听说,草厂头条可能会随着前门外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整体改造,而广东会馆等一些北京老院落的历史,也将成为人们永远的记忆……(图文:冯赣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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