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读水（4）--冬至湘西之三

略事休息后，到位于虹桥西路的“大使饭店”午餐。这也是一处网友热荐的餐馆。据说数年前，黄永玉曾邀德国大使夫妇到此吃饭。饭店的门脸并不起眼，门口悬有黄永玉题写的对联：“忆昔日，报纸糊墙，地板通眼，小店居然来大使；喜遍城，楼台灯火，春雨杏花，老铺而今享太平。”屋内醒目处，悬挂着老板与他们合影的照片。落座后，服务员先递上茶水和一盘瓜子，不久，所要的菜肴上齐。有“血粑鸭”（小份28元）、香草鸡（50元）、牛肝菌炒肉（20元）、米酒半斤（5元）及米饭。“血粑鸭”为最具特色的地方菜。是将糯米浸泡后，用刚宰杀的鸭血浸泡、灌至肠衣中，待鸭血凝固后上锅蒸熟，再切成片状与鸭块烧制而成，味道香糯。香草鸡据说用当地一种特有的香草腌制，肉质鲜嫩，香味醇厚，极为可口。美味的菜肴与香甜的米酒相佐，真乃人间享受。

餐后，向古城的中心区行进，去寻觅这片灵山异水孕育的一代文星武将。

走进古城老街，满眼是坑洼斑驳的陈年砖墙和被岁月浸染成黛色的木楼门栅。殷实的人家，则雕梁画栋，屋檐上有高高翘起的龙、凤、鳌鱼等造型的花檐。沿街店铺林立，随处可见明清风韵的染坊、银号、酒坊等各色商铺，身着民族服饰的摊贩散布其间。湘西风味的腊肉店面，一张张油黄发亮的腊猪脸龇牙咧嘴，似乎要向路人诉说不平。小巷的路面，都由青石板铺就。历经漫长的风剥雨蚀，在人们数百年的踩踏之下，石板已被打磨得油光发亮，见证着小城的岁月沧桑，也纵横交错成小城绵延的血脉。

据说，古城较完整地保留了明清时期形成的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被称为汉族与少数民族多元文化既冲突、又融汇的活化石，见证并浓缩了明清以来封建王朝对“边疆”的“开辟”史，是研究历代、特别是明清以来军事、政治、文化制度和民族关系的活标本。而从建筑艺术的角度看，古城从选址、城防到街道布局，巧借山水，层次丰富，具有天人合一的美妙。这些独具风韵的历史文化，构成了一幅悠远深长的湘西社会生活画卷。大概也正因这得天独厚的青山秀水、瑰丽多样的民族风情、深厚绵长的文化底蕴，才孕育出蜚声文坛的沈从文，民国总理熊希龄，画坛怪才黄永玉……。

对于凤凰古城，《从文自传》中，有一段极为传神的描绘：

“凡有机会追随了屈原溯江而行那条长年澄清的沅水，向上游去的旅客和商人，若打量由陆路入黔入川不经古夜郎国，不经永顺、龙山，都应当明白“镇筸”是个可以安顿他的行李最可靠也最舒服的地方。那里土匪的名称不习惯于一般人的耳朵。兵卒纯善如平民，与人无侮无扰。农民勇敢而安分，且莫不敬神守法。商人各负担了花纱同货物，洒脱单独向深山中村庄走去，与平民作有无交易，谋取什一之利。地方统治者分数种：最上为天神，其次为官，又其次才为村长同执行巫术的神的侍奉者。人人洁身信神，守法爱官。每家俱有兵役，可按月各自到营上领取一点银子，一份米粮，且可从官家领取二百年前被政府所没收的公田耕耨播种。城中人每年各按照家中有无，到天王庙去杀猪，宰羊，磔狗，献鸡，献鱼，求神保佑五谷的繁殖，六畜的兴旺，儿女的长成，以及作疾病婚丧的禳解。人人皆依本份担负官府所分派的捐款，又自动的捐钱与庙祝或单独执行巫术者。

一切事保持一种淳朴习惯，遵从古礼；春秋二季农事起始与结束时，照例有年老人向各处人家敛钱，给社稷神唱木傀儡戏。旱暵祈雨，便有小孩子共同抬了活狗，带上柳条，或扎成草龙，各处走去。春天常有春官，穿黄衣各处念农事歌词。岁暮年末居民便装饰红衣傩神于家中正屋，捶大鼓如雷鸣，苗巫穿鲜红如血衣服，吹镂银牛角，拿铜刀，踊跃歌舞娱神。城中的住民，多当时派遣移来的戌卒屯丁，此外则有江西人在此卖布，福建人在此卖烟，广东人在此卖药。地方由少数读书人与多数军官，在政治上与婚姻上两面的结合，产生一个上层阶级，这阶级一方面用一种保守稳健的政策，长时期管理政治，一方面支配了大部分属于私有的土地；而这阶级的来源，却又仍然出于当年的戌卒屯丁。地方城外山坡上产桐树杉树，矿坑中有朱砂水银，松林里生菌子，山洞中多硝。城乡全不缺少勇敢忠诚适于理想的兵士，与温柔耐劳适于家庭的妇人。在军校阶级厨房中，出异常可口的菜饭，在伐树砍柴人口中，出热情优美的歌声。

地方东南四十里接近大河，一道河流肥沃了平衍的两岸，多米，多桔柚。西北二十里后，即已渐入高原，近抵苗乡，万山重叠，大小重叠的山中，大杉树以长年深绿逼人的颜色，蔓延各处。一道小河从高山绝涧中流出，汇集了万山细流，沿了两岸有杉树林的河沟奔驶而过，农民各就河边编缚竹子作成水车，引河中流水，灌溉高处的山田。河水长年清澈，其中多鳜鱼、鲫鱼、鲤鱼，大的比人脚板还大。河岸上那些人家里，常常可以见到白脸长身见人善作媚笑的女子。小河水流环绕“镇筸”北城下驶，到一百七十里后方汇入辰河，直抵洞庭。

这地方又名凤凰厅，到民国后便改成了县治，名凤凰县。辛亥革命后，湘西镇守使与辰沅道皆驻节在此地。地方居民不过五六千，驻防各处的正规兵士却有七千。由于环境的不同，直到现在其地绿营兵役制度尚保存不废，为中国绿营军制唯一残留之物。

我就生长在这样一个小城里，将近十五岁时方离开。”

当年，正是这个风韵淳美的小城，成为沈先生人生所读的第一部、并滋养、影响了他一生的社会大书。

穿街寻巷，在古城南部的中营街，找到了沈先生的故居。本想按照自己的时间和意愿，选择买票的景点。但沈先生笔下曾经质朴的小城，已被铜臭污染。故居不单卖门票，必须到旁边的游客服务中心，买十余个景点捆绑在一起的“通票”，价格148元。不知沈先生在九泉之下，做何感想。

沈先生的故居不大，有正屋、左右厢房等十余间，为瓦木结构的典型南方四合院。院中有用石板铺成的小天井。是其曾任清朝贵州提督的祖父沈宏富于同治五年（1866年）购买旧民宅拆除后兴建的。沈先生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在书房里，临窗有一张大书桌。讲解员介绍，沈先生的《边城》，就是在这张桌子上写成的。但他在《边城》的“新题记”中，叙述了《边城》的创作经过。是1933年9月，他与苦追4年的张兆和结婚后，在北京住处“达子营”的小院里，用小方桌在树荫下写就第一章。当年入冬，他因母亲病重返湘。来回路途舟车辗转40天，因他当时被怀疑为赤色危险人物，只陪在母亲病床前3天便匆匆返京。到京后续写，1934年4月完成。这次返湘的另一个收获，是他后来根据途中给新婚爱妻的几十封信，整理成著名的散文集《湘行散记》。

沈从文，原名沈岳焕，凤凰县沱江镇人，1902年12月28日，出生于一个破落的小官僚家庭。沈先生的一生传奇而坎坷。他6岁入私塾，12岁入模范国民学校（今文昌阁小学）。因爱逃学，小学刚毕业，就被送到当地预备兵技术班，当补充兵。15岁即离开家乡，跟随土著部队，在沅水流域漂流了5年。其时，正处于中国最黑暗的军阀统治时代，他同士兵、农民、小手工业者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社会底层人士生活在一起，亲身体验到他们悲惨的生活，亲眼看到军队杀害无辜的百姓，认识了中国一小角的好坏人事、风土民情，为后来的创作打下了丰厚的生活基础。

1922年，这个20岁的士兵受到余波未息的“五四”运动影响，毅然决定放下枪，拿起笔，要以文学闯天下，只身来到陌生的北京。“开始进到一个使我永远无从毕业的学校，来到那课永远学不尽的人生”。在北京，他想报考大学读书，因学历太浅，被拒之门外。遂决心拿起笔来写文章，开始了人生的拼搏。当年这个一文不名的青年，在自己的文学梦中几乎冻饿而死。郁达夫先生在《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中，曾经感慨万端又大泼冷水地记述过这个青年身处绝境的惨状。然而，这个顽强的青年终于在绝境中立住了脚跟。他拼命读书、写作，得到郁达夫和徐志摩的支持和鼓励。1924年，他在《晨报》上发表了第一篇作品。此后一发而不可收。后南下上海，创办文学期刊，并在大学任教，作品日臻成熟。1934年左右，是他创作生命的高峰期，他写下了《边城》、《湘行散记》等著名作品，一时声名鹊起，成为“京派”作家代表人物之一。这位杰出的小说家和历史文物研究家一生共出版过三十多部短篇小说集和六部中长篇小说，５００多万字，是少数几个拥有世界性声誉的现代中国作家之一。

沈先生虽然２０岁就离开湘西进京著文执教，但他写就的故事，多数发生在故乡的水边：在水上讨生活的剽悍水手、靠做水手生意谋生的吊脚楼妓女、带农家女私奔的兵士、开小客店的老板娘、终生漂泊的行脚人……正如有的文章所说：20年的人生成为他文学创作的源泉，他那些最深沉最美好的文章，都是从湘西的江河里涌流出来的。一条绵长千里的湘西水，维系着他的审美理想和人生寄托。凤凰古城的风土人情，那挥之不去的遥远回忆，承载着他的作品主题，呼唤着他的全部情思。在沈从文诗画长廊中，《边城》无疑是最精美的篇章。那是关于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和一只狗的童话。随着一幅幅或浓或淡的画面从眼前消失，在你整个的身心都得到深沉的舒展之后，慈祥的祖父去世了，健壮如小牛的天保淹死了，美丽的白塔坍塌了，姑娘的情人出走了“也许永远不回来了”，善良天真的翠翠，在挣扎不脱的命运中再一次面临了母亲的悲剧，翠翠那一双“清明如水晶”的眸子，不得不“直面惨淡的人生”。溪水依然在流，青山依然苍翠如烟，可是一个诗意的神话终于还是破灭了。这个诗意神话的破灭虽无西方式的剧烈的戏剧性，但却有最地道的中国式的地久天长的悲凉。

耐人寻味的是，这样一个独具才情与个性的作家，其艺术生命的荣辱兴衰，却成为中国文坛的晴雨表。他因特立独行、不肯随波逐流，屡屡招致非议。自三、四十年代开始的一系列论争中，他几乎都被列为批判对象。这种错位始终伴随着他。湘西之梦是他的写作重心，湘西之魂已和他融为一体。他想“跳”出来也不大可能。他不断地写作，也不断地受到批评。他对自己湘西情结与时代精神需要的矛盾困惑不已。他明知自己的作品是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但面对接踵而来的争论和批评，他感到孤立、茫然和疲惫。作为一位作家，他的才思是富有的；而作为一个人，他的意志又是脆弱的。

1948年3月，郭沫若写的《斥反动文艺》一文中，说沈从文“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存心不良，意在蛊惑读者，软化人们的斗争情绪”。接踵而来的是，在他任教的北京大学校园里，有人指使学生将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抄成大字报，并贴出“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的大标语。沈从文感到这次是对他二十多年来独立为文艺奋斗的自强精神的“一次真正的全面否定”，对他是致命的一击。他甚至曾经两度自杀。有人说，是郭沫若的这篇文章，把沈从文从一个作家骂成了一个文物研究者。他不得不离开北大，远离既给他带来荣誉又招来是非的文坛。他先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工作，研究历史文物，著有《龙凤艺术》、《中国丝绸图案》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1987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他晚年的专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填补了我国文化史上的空白，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一个颇有戏剧性的情节是，事隔30年，沈先生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出版时，却由前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作序。世事沧桑，风云流转，而真正表达人类共有价值、体现“真、善、美”的作品，才会有持久的生命力。这就是历史的公正评判。

虽然沈先生一再自称“过时了”，但人们不会忘记他在文学和研究两方面创下的不朽的功绩。最新出版的两部普通高等教育“国家级重点教材”——《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修订本），高度评价了他作品的艺术价值和文化内涵，确认了沈从文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大师”地位。《中国现代文学史》（修订本），首次以专章介绍了他的作品。这本教材中，同为“专章”作家的还有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六位学术界公认的现代文学大师。

该书评价沈从文的小说：“达到了乡情风俗、人事命运、下层人物形象三者描写完美和谐、浑然一体的境地”。“沈从文构筑了一个富有魅力的‘湘西世界’，也因此确立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凌宇说：“确认沈从文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师地位，是还历史本来面目。鲁迅先生就认为沈从文是自新文学运动以来所出现的最好的作家。这对建立健康的文学批评秩序，营造良好的文学创造氛围，具有标志性意义。” 瑞典的汉学家马悦然曾说，他再活上半年，那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非他莫属。

从20世纪20年代文坛寂寂无名的“乡下人”，到30年代北方文坛最为活跃的领军人物和鲁迅所赞扬的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从40年代末期作为“反动作家”、“落后作家”被尘封于历史，到80年代好似“出土文物”名声日隆，再至90年代被海内外学者奉为20世纪中国仅次于鲁迅的文学大师，沈从文的文学地位几经沉浮，其间的戏剧性恐怕少有人比。沈从文及其作品的接受史，本身即是一部生动的20世纪中国文艺思潮变迁史，也是我们国家走向开明与多元的进步标志。

１９８８年５月，沈先生因心脏病猝发，在北京家中去世，享年８６岁。1992年，他的一部分骨灰撒在沱江里，一部分埋入故乡的土地。离乡背井的游子结束了一生的奔波，终于魂兮归来。人以地灵，地以人传，过去不为人知的凤凰古城，也由于沈从文的传世之笔而声名日噪。

(凤凰古今)

(大使饭店的血耙鸭与香草鸡)

(小巷晨色)

(沱江人家)

(沈从文故居)